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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Mon Apr 27 02:20:57 1998
標題： 黃麗玲: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經驗與反省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經驗與反省
黃麗玲(前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
「推動都市環境改造」以及進行「以人為中心的社區營造」是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Organization of Urban Re-s,OURS)的成立宗旨。過去幾年來，我們也致力於發展與
社區之間的網絡，來共同進行這樣的工作。
在「社區建築」的取向上，OURS主要有兩種工作類型：首先，OURS的理監事之中，有
一部份的成員從很早開始(甚至早至OURS尚未立案，而只是一個鬆散的組織狀態)便以
民眾參與的規劃設計方式，從事某特定社區的環境經營工作，例如新港大興街的計劃
可上溯自一九九一年二月，當時由陳志梧、曾旭正、郭文亮等人與一批包括台大、淡
江、中原的研究生進駐社區，進行約一個月的研究、調查；而九份的聚落保存的蘊釀
則是來自夏鑄九與其研究生一九八九年的行動；喻肇青也從一九九二年開始便進行馬
公中央街保存區的研究與調查...這方面近期的發展，除了延續前一階段的工作之外，
陳志梧、劉欣蓉、曾旭正、黃瑞茂也組成了淡水工作室，進行淡水鎮具有特定意義的
空間的規劃設計，同時陳志梧與劉欣蓉也因搬家到士林的芝山地區，而與當地的社區
組織者一起進行社區環境的經營，成為在地的「社區建築師」；曾旭正也持續地進行
新港的社區總體營造工作，而結合了居民參與的大興街道路美化就要發包動工，誕生
成果；劉可強主持的「台大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則在這一、二年為文建會的「社區
總體營造」進行政策架構、選點、規劃等面向的建議；喻肇青的所進行的「馬公中央
街保存區」計劃也經由都市計劃程序，變更為「文化風貌特定專用區」以利硬體的整
建，同時利用一九九五年文藝季的「民藝市集」等活動帶動街上的產業活動，創造再
生的機會。
另一方面，OURS的總部祕書處，則是扮演著工作經驗整合、傳遞的角色，以此進行專
業教育的改革。在一九九三年三月至六月，我們結合在台北縣進行民眾參與式公園設
計規劃的六個學校團隊，進行組訓及理念推廣工作，同時搭配了「親手造家園--民眾
參與的空間規劃設計」的系列演講。在這一兩年，由於社區動員及議題的高峰化，
OURS也與城鄉社區展開廣泛及多樣的接觸。作為一個「社區組織的組織」，OURS祕書
處並沒有在第一線進行社區民眾動員與組織的經驗；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比較是從創造
公共領域的運動觀點，與一些特定的社區組織者、社區建築師、社區規劃團隊進行經
驗交流、合作，甚至為某特定社區擬定策略，對抗社區外來危機；或者是因某特定的
都市計劃中介於社區，整合學者、專業者、媒體等社會資源，與官方進行溝通協調。
這一兩年來，因為文建會及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因應於「自主性社區動員」的風
潮，前者提出了「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後者推出「地區環境改造計劃」相因應。因
此在全省的層次，我們藉由接受文建會委託的「社區營造理念溝通全省巡迴座談會
」，在台北地區OURS則不定期地舉辦參與「地區環境改造計劃」的工作者的座談會，
期望創造介面，以整合共識或刺激大家的想像。但是，因為都市改革組織本身的限制
、尊重社區的主體性以及社區本身大多沒有感覺到形成聯盟的需要等上述種種因素，
OURS祕書處本身與社區之間並不存在一個系統性、層級性以及形式化的合作關係。下
面的觀察也僅代表我在OURS祕書處的短短一年時間中的工作經驗及觀察心得。
深化理論與發展工具
藉著OURS的工作，我觀察了「地區環境改造計劃」或是「社區總體營造」中多樣的社
區組組織者/ 專業者的關係。發現兩者的衝突關係充份展現了專業者與組織者的結構
性角色的差異。但是過去的經驗比較是將社區組織者與專業者當成是有同一價值觀的
主體，衝突被視為是只能在檯面下處理的問題，而從未被細緻地看待。社區建築師與
社區組織者個別的工作任務是在不同的脈絡中界定，並沒有規範性的劃分。但是當社
區建築師與社區組織者之間的價值觀與工作目標，不能作有效的溝通，產生適當的搭
配時，彼此權利與義務的分際就成為衝突的來源。往往社區組織者會將社區建築師看
成是她/ 他的「手下」，是「居民會議」做出結論之後的執行者，社區建築師則認為
自己的地位被矮化；社區建築師對社區組織者的抱怨則是，組織者只周旋於官方及民
意代表之間，為個別社區爭取最多的資源，卻不管資源的長期、理性配置，這樣等於
浪費了資源，而組織者則認為建築師不了解社區的需求與民意的走向；另一個常見的
是，社區組織者將社區建築師取向視為新形態的「工程包工」，而社區建築師則將社
區組織者視為新種類的「地方角頭」......種種的矛盾衝突，指明了我們對於民眾參
與式的規劃設計要有更深入的探討，我們所面臨的是環境設計的理論與工具的不足，
或者仍需強化對於這方面的經驗的相互傳遞。
期待「聯合陣線」取代「散兵作戰」
社區建築如何從片斷化的各地經驗整合成一股運動的潮流，有待於結合的更緊密的跨
社區聯盟的出現。社區結盟是從個別的利益單位朝向拓展公共性的進一步表現，也是
產生制度性的社會變革的關鍵所在。目前社區仍處在百家爭鳴，為各自社區的議題而
努力的狀況，這使得社區實力的差異，也影響了整體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同時，缺乏
聯盟的情況使社區建築的所面臨的問題被個別化，尤其是面臨到要尋求官方的合作
時，個別的問題不是被忽視就是以個別的方式解決也缺乏相互交流的機會。社區問題
如果不能夠以聯盟的方式提出，往往為了遷就政治現實而複製了國家、社會中傳統的
政治的封閉關係，社區建築中所要求的朝向進步式的社會官關係的轉變，也會失去成
長的土壤。
真正的市民社會？
規畫是在複雜的政治脈絡中進行，由於官僚化的結果，以及由來已久的封閉式都市計
劃作業，使一般民眾難以瞭解都市計畫之程序、掌握改變計畫的機制所在，目前OURS
限於人力，只能以個案的方式試圖與社區一起奮鬥。但是使都市計劃程序產生制度性
地變革，朝向開放與理性，則還有很長的距離。而複雜的政治脈絡之中的作用者包括
了在地的社區組織者、社區建築師、地方派系、民意代表、地方政府、跨社區之專業
團體(如OURS)等。在這過程中，我的體會是，社區與其他作用者(如民意代表、地方政
府)之間的實力仍十分懸殊。台灣的社會與其說是進入民主時代，不如說是一民粹時
代，所有的政策只在象徵政治的層次強調社區，實質利益仍是黨派政治的角力場所。
社區行動的出現並沒有真正影響到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更有甚者，地區性、分散性及
時程不一的社區建築行動在整體地方建設中，並非決策機器的一部份，在地方政府內
部也不成為一個整合政資源的主軸，往往一個政治動作便使得社區組織者、居民及建
築師的共同努力付諸流水。我想，這也說明了我們社區運動者的實力不足，尚未對主
流的社會價值產生轉化，這正是今後我們更要自我鞭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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