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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Sat Jan 1 23:35:12 2000
標題: 黃麗玲／社區共同體的論述分析(碩論,1995)-1
社區營造社區總體營造理論概述
黃麗玲，1995，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新國家建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社區共同體的論述分析」
第一章 緒論
緣起
從一九九零年開始，全台灣似乎都籠罩在一片「社區學」的熱潮。我們可以
看到電台，不管合法非法、以閩南語或普通話發音，社區議題成為必備的節
目；公共電視也製播許多社區專題；各大報更是大幅增加鄉情報導、地方文
史工作社團介紹以及社區動態專欄；從激進的草根民主到到保守的道德教化
、從捍衛社區的家庭主婦到爭取民心支持的達官貴人，都圍繞著「社區」的
主題發言，各種不同的論述充斥著，形成奇異的景象。一時間，在從農業社
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所謂現代化的過程中，被遺棄的「社區」概念逐漸從記
憶角落裡被翻找出來，一針一線的又織進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了它新的生
命。
仔細分析這樣風氣的興起來自於兩個不同的取向，一邊是草根的新興自治性
社區如雨後春筍般竄起：抗爭型社區因抵抗國家不當規劃或資本的入侵行動
而形成組織，長期經營的社區蹲點及社區歷史重建則是以地方認同為動員基
礎；值得注意的是，社區議題興起的另一個動力卻是來自於國家的倡議：在
國家體質轉型，政經力量重組，同時也尋求新的相應的文化的意識型態以召
喚不同的群體的過程中，國家領導人以「生命共同體」意識作為回應民間力
量的語言論述（註一）；同時以文建會的社區文化建設為主體，透過行政資
源的分配，試圖在社區的議題取得霸權，建構新國家的文化主調。
研究問題
作者的研究興趣即是來自於對國家所帶領的社區學現象的解謎。對作者來
說，「生命共同體」論述比政治口號多了幾分現實感，它不僅能與反對黨的
文化論述展開對話，甚至「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更成為文建會與草根組織
的共同語言，這使得我們不能將它等同於以往執政黨的道德論述或是由國家
所主導的社會運動。我們必須進一步思索下列問題：
一、李登輝總統透過媒體不厭其詳地介紹「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並且對基層
社 區所扮演的角色提出高度期許，然而在國家看似積極主動的表象背後，究
竟是什麼的社會脈絡使國家必須以「生命共同體」論述相因應？
二、國家以「社區」為核心提出文化建設的方向，對於「社區」及相關諸概
念又是經過了什麼樣的鍵結（articulate）與拒斥的過程？
三、最後我們關心的是，國家透過社區作為支點來調整其國家與社會的關
係，宣示了「地方、社區的時代就要來臨」，但我們也相信在國家仍是主導
的作用者（agent)，那麼，國家的意圖導向何處？草根組織在這樣一場文化霸
權（註二）爭奪戰中，如何與國家進行對話？
社區研究諸理論
實質民主取向：社區作為引導社會變遷，建設基層理性社會的基地
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論對社區參與造成深刻影響；從原始的公民有權力分享決
策過程，支持社區參與的人，以民主政體的概念為基礎作進一步的鼓吹。這
種鼓吹行動並非奠基在古典對於代議制民主政體的關注（Schumpeter，1942
)， 而是將焦點放在現代自由民主理論中關於鄰里民主的討論（Dahl and Tuft
，1973）。他們所強調的是經由民主的參與，可創造或強化社區的營造過
程。這關係著教育與權力的授予（張景森，1993）。
這個進步自由的主義者的傳統包括：圖爾幹（Durkheim)、杜威(Dewey)、米德
(Mead)、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以及當今的社區派(communitarian）及
新
圖爾幹主義者。並可上溯青年時代的馬克斯（Marx)、傑佛遜(Jefferson）、盧
梭（Rousseau）以及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於他們而言，民主並非一契約
構
造，而其終極保證也非自由市場，而是在自決的自主的社區或公共（the
public
)中。只有民眾透過自省的倫理價值與社會實踐，真正的民主才可能被維繫。
不同於放任自由主義所說的財產或司法決定公民身分，公民身分在進步自由
主義思想中是由社會政治實踐取得與維繫的。社會中的主體因而不是經濟的
布爾喬亞而是政治公民。公共論壇，而非市場，是主 要的民主制度。主要的
活動不是交換或工具性活動，而是公共論述（趙剛，1994）。
這個思想傳統看待「社區」與「民主」的關係可以漢娜鄂蘭為例。對鄂蘭
講，當代最能符合革命精神、最能夠激發民眾參與政治行動的政治制度乃是
「協議制度」。這種制度十分神似於傑佛遜所倡議的「社區制度」，而且自
從法國大革命以後，它就不時出現於每一次的革命情勢中，如巴黎公社。各
樣的協議制度有一個最明顯而重要的共同處，就是它們都展示了一種無從預
測的自發性（ spontaneity）。協議制度本身就是一個自由的空間，它的目的
是
要建立真正的共和(the true Republic), 也就是奠基於無數基層共和制的新政
治體
(a new bodypolitic）。它們與政黨制度是針鋒相對的，因為協議制度體現 的
是
行動與參與，而政黨制則以代議為原則（江宜樺，1987）。
現象學傳統
現象學傳統提供了我們瞭解空間經驗轉變的理論工具。它指出當代資本主義
的特徵便是無地方性(placeless）。在台灣的脈絡下，個人所擁有的地方感的
確
是缺乏深度的，它根本就是個體參與地區性和大層次社會結構的再生產和修
正結果。反映的是現代資本主義及國家空間規劃共同塑造的片斷化社會。高
度片斷化的社會過程經常產生出貧乏地整合的某地方的意義、記憶和感覺，
或是一種原子化的存在，以及與以往農場、村落和城市居民的典型地方感不
同的支配性的地方感的形式。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下地方感的淡化，也
和國家對此地點所制定的制度性計劃的內容有關，它對地方居民每日例常遭
遇起著深淺不一的影響，而這些制度性計劃的起源並非地域上可見可觸及之
處，而是源於遙遠的權力所在。
段義孚(Tuan,Yi-fu)、瑞夫(Relph)及其他學者也強調經由人的住居，以及某地
經
常性活動的介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累積過程；經由符號、意向及觀念等
等意義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以及個體及社區的
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的建立；空間及其特徵於是被動員並轉形為地方，形
成地方感。普瑞德（Pred）則提醒我們如果不要讓地方感這樣的觀念消極的流
散掉，則必須以具有時空特殊性的每日實踐來重新詮釋，藉此地方感成為了
伴隨著其他意識發展和社會化的元素，是個人經歷的一部分。地方感也要以
社會和經濟結構的特殊性來重新詮釋，這種結構乃是被相同的實踐所表現和
再生產。因此地方感必須被視為是在歷史的特殊情境下，個體和社會、實踐
和結構之間不斷辯證的形成過程一個副產品(by-product)（Pred，1983）。
政治經濟學取向
柯斯特（Castells）與韓德森（Henderson） 在他們的經驗研究中指出，技術
經
濟過程的全球化，資本以及為資本所催動的新資訊技術，改變了空間的社會
意義與組織邏輯。「流動空間的歷史性浮現，取代了地方空間的意義」。近
年來空間政治經濟學的經驗研究成果，指明了新的技術\ 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空
間趨勢。從一個全球尺度的觀點而言，流動空間的出現，表現了以地方為基
礎的社會與文化，與那些繼續支配社會，卻不受其控制的權力與生產組織之
間的脫落現象（disarticulation）(Castells,1989)。德勒茲（Deleuze）與加
塔力
（Gattari）也把這樣的現象稱之為「去領域化」(註三)。
對於社會與空間的關係，柯司特（Castells）從集體消費的角度切入，而哈維
（Harvey）則聚焦在資本積累過程。哈維觀察現代主義興起之後帶來的時空觀
念的改變。以輸送帶為核心的大量生產方式、全球的經濟網絡使原有的經濟
體遭受破壞，而原有的地域性也崩裂了。而在這股現代主義的狂潮中也有補
償性的反潮流的出現，當它慶賀著普同性（university）的到來以及空間障礙
的
消除時，它也悄悄的以強化地域認同的方式展現了空間及地方的新意義。如
博物館的設立或遺址的保存，藉由這些物品連結起斷落的歷史與空間，尋求
定位。但當地方、人們的社會意識及社區認同之間的聯繫被強化了之後，現
代主義的面貌卻促成以一種審美的方式來瞭解在地、區域以及國家的政治；
對地方的忠誠度勝過了對階級的忠誠以及空間性的政治行動。在這個過程的
終點是黑格爾式的國家的概念以及地緣政治學的復活（Harvey，1989：273
）。而1970年代，凱因斯經濟模型出現危機之後，資本主義向彈性積累轉
型，更深化了現代主義的許多特徵。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及生產地點的轉移
使得地方的獨特性成為在地、城市、區域以及國家尺度的競爭中，一個重要
的優勢。
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再結構過程，圍繞著新工業空間與新服務經濟的資訊生
產單位動力，將其運作組織起來，同時將它們的不同功能連接到那些被分派
執行各種任務的不同空間，創造了一個關於生產與消費、勞動與資本、管理
與資訊的網絡關係形態，否定了任何以地方為基礎的社會意義。基於新歷史
的現實特徵乃是流動空間成為權力和功能組織的空間趨勢，居民自發性地以
使用價值建構地方性意義，其實是對抗以交換價值促進資本積累之都市過
程，在動員與抗爭的都市行動中，我們發現以居住地緣共同利益關係而形成
的社區關係(Castells，1983）。這也就是「地方感」被援引做為對抗工具的歷
史時勢。地方附著性常用來對抗現代化所造就的異化空間（alienated space
）。文化的反省可以用來對抗工業化的社會。地方感確實是居民安身立命不
可或缺的元素，然而，在社會實踐層次上，問題其實是更複雜的。當前，去
異化空間的獲致需要植基在對後凱恩斯模型之異化空間建構更深入與更全面
的，有全球視野的分析之上，以及，對地域性具體現實提出更有創造力的計
畫（夏鑄九，1994）。 「進步式的地方感」對抗「有問題的地方感」--瑪西
（Massey）
對海德格的批判
瑪西從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角度，不僅對全球資本主義過程提出分析，同時也
檢視了在全球脈絡中浮現的地域主義，並在對海德格式的地方感進行批判的
基礎上，提出了她關於「進步式的地方感」的思考。
瑪西認為現象學中，人地關係的討論都必須追溯到海德格。但面對資本主義
社會中，商品及市場所造成的空間關係的改變以及被現代所散佈的科技、理
性主義以及大眾生產所摧毀的根著感，海德格卻是退回所謂的「居所」
（dwelling）的世界尋求解答，藉由冥思的方式來發現人類存在的真理，建構
一個意義能夠根植，根得以恢復的地點。因此，瑪西對海德格發動攻擊，她
指出海德格式的「存有」觀念是「有問題的地方感」，「反動的國族主義和
相互競爭的地方主義，以及消毒過的、內省式的對於『遺產』的著魔」
（Massey，1993）。源自海德格的地方觀念感有幾個方面引起爭議。其中之
一是地方具有單一的本質性認同的觀念。另一個是地方的認同--地方感--乃是
從一種內省的、朝內看的歷史建構而來，而這種歷史奠基於挖掘過去以探詢
內在化的起源。
面對如何掌握空間差異、獨特性、甚至是根著性（如果人們希望的話）但是
卻不走向反動的問題，瑪西提出了「進步式的地方感」的另類思考。有別於
海德格陷入對地方感的「真實性」（authenticity）的追問，瑪西在空間論述
中
也引用了後現代主義有關建構及人民民主抗爭的概念，她指出，如果現在承
認了人有多重認同，那麼地方也可以有多重認同，再者這種多重認同可以是
豐富的泉源，也可以是衝突的肇端。同時對於地方感，不能從封閉的、內在
的角度去理解。「地方」的性格只能藉由將這個地方與其外的地方連結起來
才能建構出來，地方感絕對不是靜止的，而且與海德格的空間/ 地方做為存有
的觀念一點關係都沒有。如果地方的概念可以用它們所綁縛的社會互動來掌
握，那麼這些互動也不是靜止的，它們是過程 （Ross,1988）。因此，不要將
空間想成是靜態的實體，而要想成是活躍的、發生的（generative），空間是
一種操作和互動的特殊形式。這種進步式的地方感，能夠契合當前全球--在地
的時代，以及他們所引發的感覺和關係，而且，它也在我們終究無可避免
的，以地方為基礎的政治鬥爭上發揮效用（Massey，1993)。
註一：在這裡作者採用麥克唐納對「論述」的定義及說明。麥克唐納
（Macdonell,?)認為對話（dialogue)是論述的首要條件；一切論述和書寫
（writing)都是社會的。而「論述」作為語言使用的一個特定領域，可以通過
跟它相關的制度設施、通過它所出發的立場和為對話者所選定的立場來加以
確認。可是這個立場並非單獨的存在著。事實上，我們可以把論述理解為論
述通過它及其他（最終是一種對立的）論述的關係所呈現出來的一種觀點。
註二：霸權(hegemony)的概念來自於葛蘭西（Gramsci)，此詞語常用來表達統
治群體藉著創造及散播一種其實是有利於他們的世界觀，來得到及維持從屬
群體的共識與支持。所謂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則意謂著「道德及哲
學的領導權」；這個領導權主要是透過社會主要團體的積極同意而取得的
(Bocock,1986)。
註三：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1994)「台北縣社區參與公園規劃報告書
」，台北縣政府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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