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大家所知的美國有相當多的ＮＧＯ（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也有相當長的ＮＧＯ歷史，美國的NGO情況和台灣是非常不一樣的。我現在要講的情況可能不能比照台灣的情況，我想在台灣ＮＧＯ的發展非常快速，環境也越來越向正面發展；就像我第一次來台灣時，現在所發生的事對當時的NGO來說都不太可能，所以我相信，現在大家所做的事都將會成為重大的改變，下次我再來時，也將會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況。所以請第五次舉辦這個會議時一定要請我來。

　　所謂的「美國機構的精神」，現在我要引述的是，在將近在一百年前，也就是一八三○左右，一位非常睿智的人士Alexis Tokyo訪問美國時所說的一段話，他說：「美國是一個參與者的國度，不管任何年齡、任何人之間、任何性向，美國人永遠嘗試形成一個紀律性的組織。不管是商業或工業機構都參與在討論當中，還包括其他上千種五花八門的組織都在裡面，包括：道德性的、宗教性的，有些組織是態度慎重的，有些是意念繁瑣的、慨念的、意念非常侷限的，或是組織非常龐大的；很特別是在每一個案例的所謂新條例當中，都會發現因國家而有所不同，在法國全新的條例開拓者是由政府來扮演，在英國可能是地方勢力的名人，而在美國則一定是一個組織。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在美國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是，個人對社會的關係會特別的有意識，所以他們會特別去發展這樣的NGO。然而，為什麼美國會有這樣一個特別的情況發生，是因為個人對政府的不信任，所以希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越小越好。就像美國早期的歐洲移民，他們逃避他們的國家、不喜歡他們的國家及壓制他們的生活，不准他們發展新政府，或在宗教上採取高壓手段，所以即使到了新殖民地也是抱持著同樣的態度。所以即使他們到了新大陸，他們知道必須要有一個新政府才能建立一個國家，但是他們還是抱持著同樣的態度，希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愈小愈好。所以他們決定政府在很多事情上最好不要插手，最好是由人民自己來做決定、來操作。像是健康、教育、及社會安全網絡制度，在世界其他國家通常是由政府來決定的事，在美國則由人民自己來操作與控制，這點和其他國家來說有很大的不同。

　　嚴格說起來，ＮＧＯ的歷史在美國已經有三百年的歷史了。所以我們實在不應該稱他們為非政府組織，應該稱他們為「政府前組織」，也就是政府發生前的組織。所以，現在美國ＮＧＯ的情況和政府的關係是因時間順序不同而有所不一樣，有些是和政府密切合作；有些則甚至被政府考核；有些則是為了反抗政府而成立。然而，大部份的ＮＧＯ組織都是為了要提昇社會服務的品質，同時提昇政府的能力，希望政府更接近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

　　昨天我和林主委討論，在台灣是不是也同樣是這個情況，有些政府沒辦法提供的服務，是不是可以由ＮＧＯ來提供。當然我也知道在坐有些ＮＧＯ所關心的議題，不只是侷限在自己的國家而是早就已經跨出國際的界線，所以不管是在國內所做的服務或國際上所做的努力，我們都是組成ＮＧＯ的一部份，美國ＮＧＯ也是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現在我要告訴大家一些美國在ＮＧＯ立案的情況。在美國要成立ＮＧＯ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幾個人聚在一起，花幾天時間把他們要做的事情及未來組織走向寫下來就可以。所以，他們並不需要政府的允許或支援來成立ＮＧＯ。除了一個例外，在美國法律501c3三這個條例裡面載明，如果你想要免稅，可能就需要政府的同意，但這個部份也不難；如果捐款人希望他的稅單上有捐款紀錄作為當年度支出項目扣抵，才需要這個法律條文。所以，如果各位不贊同這個稅法，或是不需要有這個紀錄，你可以站在這裡說：「我就一個ＮＧＯ」。

　　但是法律對於基金會的約束上通常都比較嚴格，因為基金會是要募款，再把這些款項送出去。為什麼美國政府對於基金會的法律約束這麼嚴格，是希望他們可以控制基金會的財源進去和出來都是為了同一個好的目的，所以基金會和美國政府的財稅關係很複雜，要求基金會必需非常詳細列出他們所得到的款項和所付出基金的流向，其中有百分之五的基金會總資產是每年一定要用掉的。

　　在美國，百分之五的額度是經常被提出來討論的而且引發許多爭論的；政府是不是要控制這百分之五的款項？有些人覺得他們每年不該只用掉百分之五，應該用百分之十才夠；但有些人指出，一下子用掉百分之十的資產，每年都這樣給出去，有些基金會就不見了，無法維生；所以在美國大部份人對百分之五的額度都沒有意見，但有些所謂運動和行動的訴求也提出，是不是我們每個人也都要強迫捐出百分之五的資產；在美國，贊助慈善基金是很普通的事，但是有些人給很多，有些人給很少。我想，美國人大概不會記得一定要捐多少額度，但一定會說我是百分之五的捐贈慈善基金會俱樂部的一員。

　　在美國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家庭都付出高額可觀的捐款，每年每個家庭的平均捐款額度為USD1,620元。所以在台灣經濟不景氣改善後，對每個人勸募的額度是不是也以百分之五為目標。但這百分之八十九的美國家庭捐款都是在星期天早上上教堂時捐獻的，因此大部分的捐款都是捐給教堂，所以在坐的ＮＧＯ不要期待可以得到如此高的捐助來源。

　　現在我們要再講另一種捐獻，就是時間的捐獻 - 擔任義工。有百分之四十四的美國人在去年（2001年）參與義工活動，美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人數到底有多少呢？有八千三百九十萬人次的義工，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二的美國義工不但做義工同時還捐款。根據調查，如果在美國人當中，年輕時曾當過義工，在老年時再去當義工的比例比在年輕時沒有當過義工的高出許多；還有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如果你曾經當過義工，那你會更願意捐款。另一個事實是，我們不會感到驚訝的是，女性的義工要比男性多很多；此外，可能大家也不會太驚訝的是，大多數人做義工都是因為被要求，所以我們發現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在被詢問會不會當義工時，都會說願意，其中有四分之一是自願來的，他們從來沒有被問過要不要來做，很多ＮＧＯ都忘記，其實大部份的人都是被詢問了之後才捐出他的錢。

　　我想不管是在台灣或者是女人文化，我們似乎都害怕去問人家「要不要捐什麼東西」，我們也許認為，他們如果願意捐錢就一定會給我，不需要我去問；但你一定要去問，去問結果一定比坐在那裡等錢來好。我們今天也有募款的課程，一定要討論如何增加女人的自信心，然後站起來說「我們要錢」。

　　大家要記得，這些錢是要拿去幫助別人，因為那百分之五的收入本來就要捐出來的，不捐出來是個人的損失。其實這也是幫助基金會的一個辦法，因為有資金進來，我們才可以實現夢想，幫助我們每個機構關注的對象。所以，我們在這裡是要幫助基金會更有效率的運作，當然要有資金進來，才有好的企劃可以實行，使資金做更有效的運用。

　　在美國的ＮＧＯ機構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組織－「董事會」，董事會職務就是要去掌控整個基金會的運作及決策，這些董事會的成員必需要負起法律責任，不管基金會做任何的決定、任何的活動，他們都要負責；就像一般的公司，如果公司做了不法的事，負責人要進監牢，在ＮＧＯ裡的董事會也是一樣的，所以，董事會同時要掌控資金的流向和來源，絕對不能有自肥條款，或資金進入私人口袋等，都是要嚴格被掌控的，我們也會嚴格監視董事會，他們必需提供清楚的資金決策。我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ＮＧＯ的情況，在這裡也可能發生，很多董事會或理事會的人都只是掛名而已，從來不做任何事，但是在美國這是不可能的情況。有些人可能會想說，那是不是造成有些民間組織領導者或董事會非常遲疑到底要不要進入ＮＧＯ，因為要負法律責任，但實際上是相反的，因為他們也希望向外界誇耀說，他們有負起社會責任，因此，會非常願意當ＮＧＯ或ＮＰＯ（Non Profit Organization 非營利組織）的董事。

　　就像數據上所顯示的，在全美有將近一百二十萬個ＮＧＯ組織，而且每年正以百分之五的速度成長，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坐在這裡，美國的ＮＧＯ也正在成長當中。在成長的部份中，有百分之五十五的ＮＧＯ，是屬於醫療健康；另外一項值得特別一提的是，ＮＧＯ也提供了相當多的就業機會，超過一千萬個。

　　我們在研究上發現，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代是ＮＧＯ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的年代，在這個時代，又是美國人民對政府採取非常不信任的態度，所以覺的很多事情應該以草根性、社區性的組織來操作；在一九六○年及一九七○年，其實是美國社會非常不滿的一個年代，當然在那個時候你會發現，所謂「黑人權利」的聲音就起來了，女性的聲音也在這個時候出現，她們不斷要求要有發聲的機會。所以這個浪潮的結果就是，很多ＮＧＯ和ＮＰＯ的相關法令慢慢不斷一件件的通通過，包括各個層級的政府－聯邦政府、州政府或郡政府釋放出更多的資金給ＮＧＯ和ＮＰＯ，大多數是教育、社會服務和女性托嬰照顧上有較大的進展。

　　美國人會視這個時代是非常開放、自由的年代，因為許多思想與風潮和運動都同時在交互影響著，但很諷刺的事情是，雖然很多ＮＧＯ、ＮＰＯ組織及政府支持的運動在一九六○及一九七○年代起來，但在一九八○及一九九○年代政府的作風卻日趨保守，但非政府的官方組織卻開始運作，所以在這個時代有些特別的轉變就是，政府認為，有些資金是不用再經由政府，就可以將這些資金釋放到民間。

　　在六○、七○年代，所謂智慧安全防護是由政府來提供，但在八○到九○年代，卻是要由ＮＧＯ或ＮＰＯ來介入這個體系裡幫助需要的人。這樣的情況對ＮＧＯ來說簡直像天堂一樣，可能政府不是那麼支持，但ＮＧＯ和ＮＰＯ還是很自由的生長，不斷的發展；這樣的情況對ＮＧＯ來講是非常好的，因為不管政府支不支持，ＮＧＯ都可以發展。

　　今天美國的ＮＧＯ情況已發展到一個非常奇特的結果，如果我們有錢，政府願意提供資金的話，我們想辦法把這些資金拿到，然後做我們希望做的社會福利和事業，如果沒有，我們也同樣可以另外一種方式，從社區、一般民間組織或基金會得到資金，推動我們要做的事情。我自己本身是從一個非常大的ＮＧＯ組織出來的，在過去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資金是來自政府，但因為現在美國經濟情況不是很好，每年來自政府的資金比例也在逐年減少當中，其實這樣的情況對我們來說是好的，因為我們就可以回到當初成立機構的原點，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我們開始思考，到底要從哪裡得到資金，是從一般的民間企業、個人捐助，還是其他更有效的方式維生。

　　有些人說我是樂觀主義者，但我覺的ＮＧＯ真的需要一個震撼教育，因為有這樣的情況，ＮＧＯ才會去思考－「如何去找出自己的生存方式」。所以，在美國今天的情況是，我們又重新回到了一個非常好的起點，重新思考，到底身為一個ＮＧＯ要如何自處、如何自理財源，所以我很高興我身為一個美國的ＮＧＯ工作者。

　　下一個主題，我們要把焦點轉到ＮＧＯ為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我想世界各地不管在哪裡，ＮＧＯ似乎都會去強調一些關懷女性的議題，他們關注的焦點包括：教育、學校組織、日間托兒、幫助老年人等社會關心的議題；ＮＧＯ會特別關注的一些主題似乎是政府沒有特別去強調、關注的，或實際上已經在社會上發生但沒有被發掘出來的問題。

　　我們只要看看歷史上所謂對男性、女性所扮演不同角色的陳腔爛調，不難發現男性其實還是有一個傳統的做事方式，就是找到一個目標就直直往前走，但是女性他們關懷的程度卻更為廣泛。所以，女性在經營ＮＧＯ時，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特質，她們會去關懷相當多的議題，看到別人快跌倒時就會去扶他一把，也許這真的是對女性的傳統觀念，但我想裡頭還是存有某些爭議，現在我們要挑戰的就是－找一個既定的目標，然後勇往直前。

　　在ＮＧＯ組織裡，因為保有一些女性特質，所以似乎在組織上也會比較彈性，並以非常開放的態度歡迎所有人進來工作，在女性的ＮＧＯ裡面，你不需要有非常高的學歷或特別的工作經驗，只要你有熱忱或想要做些什麼就可以進來。但實際上，ＮＧＯ的特質是，你不是只進來做白工，如果你的表現非常好，ＮＧＯ同樣也是提供一個就業機會的場域，你可以發揮你的長才並實現你的理想。在美國ＮＧＯ常常是女性邁向政治的起點，譬如在校園的ＮＧＯ做事，然後被選上學校董事會，進一步往外擴張，如自己經營一個NGO或發起一個NGO。我不知道在台灣是不是也是同樣的情況，NGO實際上提供女性一個非常好的場域，訓練女性可以站在台上侃侃而談，或是組織一個大型的活動、會議甚至去處理大量湧入及進出的財源，因此NGO也成為女性訓練自我來符合社會挑戰的地方。

　　我在這裡所謂的「增加自我的挑戰性」，並不是指甚至自己來操作ＮＧＯ。我不知道在台灣是不是也是同樣的情況，ＮＧＯ實際上提供女性一個非常好良好的場域，訓練女性可以站在台上侃侃而談，或是組織一個大型的活動、會議，甚至去處理大量湧入的財源。因此，ＮＧＯ也成為女性訓練自我來符合社會挑戰的地方。

　　我在這裡所謂的「增加自我的挑戰」，並不是指ＮＧＯ會變成一個殺戮戰場的地方，它只是增加一個雙贏的局面，今天如果我可以做這樣的事，同時幫助其它的ＮＧＯ或女性，同樣做好這樣的事。當然，我們現在這裡的氣氛有點不一樣，今天如果在美國開一個會議，兩個公司會坐成兩邊，然後想盡辦法、攪盡腦汁要把對方打倒，但是在這裡，是許多的ＮＧＯ、許多的女性領導者，從不同的組織過來，我們是要互相合作、互相幫助對方。

　　接下來我所要談的是，未來ＮＧＯ組織在美國所扮演的角色，但我也沒有辦法預期。相信大家都了解，在九一一之後，美國經濟整個下滑，在一般企業提供資金的優先順序考量也有所改變。所以，美國政府的一些資金在下放時，會針對社會安全、建立更強壯的實際安全防護網為主；因此，政府資金流向社會議題的數目很明顯的減少了，但諷刺的情況是，我們的經濟下滑、社會安全狀況下滑，進入這個領域來協助改善這個情況的資金也變少，需要變多了，但錢反而變少了。

　　其實在一些傳統的社會議題領域中，我們還是需要政府的資金，但在九一一之後，政府似乎就更不願意把錢投入其中；以前我們要從一些企業得到類似藝術方面的贊助是非常的容易，但現在美國經濟下滑，這些企業本身生存就困難，所以他們補助的項目就會偏向比較實際的，比如像是教育方面，他們也不希望企業未來聘進來的員工連字都看不懂。

　　同樣的來自私人的資金也減少了，以前他們都非常願意捐助；現在他們可能會說未來五年內都無法再贊助了，也許十年後再看看。你可能會替一個人感到難過，他以前本來是億萬富翁，現在可能是百萬富翁，但我更難過的是，我以前可能可以從他身上得到千萬元，但是現在變成百萬元。值得欣慰的是，現在女性似乎更能維持自己的需要，甚至有多餘資金可以去幫助其它需要的女性，在美國，有一些ＮＧＯ是由女性成立、組織管理，同樣也是由女性來執事；這邊我們就指出一個例子，有一個女士基金會，是由一家女性雜誌成立；第二個是女性全球基金，它是提供女性及其他相關的一些議題資金；同樣的，我們在紐約有一個紐約女性的基金會，解決身為紐約女性市民的一些問題。

　　當然我們並不能全然依賴這些女性的經費，我們要隨時備戰，如果哪一天這些財源－政府、民間機構可以給錢，我們要隨時準備好把錢收起來，所以我現在每天寫信給這些以前會給我們錢的有錢人、機構，讓他們有罪惡感，因為他們沒有把錢捐進來。我們也要有很清楚的概念就是－哪裡有錢？哪些人有錢？哪個政府有哪些計劃案釋出是我可以去做的？哪個經費是我們可以去爭取的？

　　在過去，我們募款的對象，通常是在美國有悠久歷史、富有的市長，但現在也漸漸把目標轉為美國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他們是在美國致富，現在也該是他們出錢幫助美國社會的時候；如我了解，台灣現在的經濟狀況也不是很好，但這不代表你們現在不能尋找財源，或是為未來準備好接收財源。

　　接下來，我們要講下一個議題是「在ＮＧＯ的世界性組織－ＥＬＭ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現在講的似乎是兩個完全分離一個社會，美國的ＮＧＯ、台灣的ＮＧ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但他們完全沒有關聯嗎？其實不然，很多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要如何解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必須要以一個全球的概念來思考。當然在這裡我列出幾個大項，包括：第一個是環境問題、第二個是愛滋病的問題、第三個是藥物濫用、第四個是一般所謂企業責任的問題、第五個是文化保存、第六個是家庭暴力和性產業，最後一個是污染及相關領域的問題。

　　ＥＬＭ就是一個計畫、一個課程，邀請台灣、香港、大陸的女性到美國來討論、研究她們自己所需要的議題的解決方式；我們並不是有一個很大的組織、計畫，把參與的學員挑出來，其實我們是把他們自己所面對的問題，及想學習的東西提出來。

　　我們就是在ＥＬＭ的program裡，很驚訝的發現在第一項環保的議題上，有幾個來自不同區域國家的女性工作者同時面臨同樣的問題，而且在對抗同樣的企業；我們很驚訝發現，上次針對這項議題來談的台灣ＮＧＯ工作者，談到以前丟在台灣的垃圾現在全部要丟到大陸去，在美國我也發現，那邊也在面對同樣的問題，在面對同樣的企業。我當時非常高興，我們的program可以把兩位面對同樣難題、同樣企業的女性工作者帶到裡面，但我同樣也很難過、很緊張，如果沒有這樣的會議，他們是不是要非常孤獨的在她們的國家奮鬥。

　　其實，美國的ＮＧＯ有一個問題，美國人通常覺得美國人就是世界，所以不用和其他國家的ＮＧＯ一同解決。所以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如果你在台灣的ＮＧＯ工作有任何問題，一定要往國際的網絡發展，因為你必需要尋求更多的協助、更多的資源，還有更多的訊息。當然，現在在美國，我們也儘量往這樣的方向努力，雖然我們很大，但同時也需要很多的資源。就像我列出的這些項目，不可能在一個國家之內就把問題全部解決掉，一定要透過互相合作；就像愛滋病、藥物濫用、跨國企業責任，它們是沒有國界的在全球橫行，所以我們要關注它。不要以為像第五項的文化保存是屬於地方性，實際上很多文化被大規模的發現，可能就造成許多國際勢力湧進而被偷竊一空，或是某些地方特色，遭到國際勢力或其它地方勢力介入而毀壞；就像矽工業，一個新的產業在Ａ國家行不通，可能就流竄到Ｂ國家，女性常常都是被進出口，像貨物一樣的東西，同樣這個問題也應該以全球關注的焦點來看。

　　像現在我們也是在一個國際的場合，大家要儘量去參加，有可能別的國家提出來的觀點你沒想過，或是你提出的觀點他沒想過，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互相交流。就像這次我在台灣看到，紅綠燈上有讀秒數，我想我應該把這個點子帶回紐約，因為在紐約你從來沒想到到底還有幾秒鐘，每個人都是用跑的。

　　現在我很快的簡介一下ＥＬＭ PROGRAM。這是一個專為女人設計的課程，它已經有八年的歷史了，我們每年都會挑出一個特別的主題，讓來自二岸三地的女性可以更有效率的解決這個主題的問題，而這次我們挑選的主題包括：藝術教育、環境保護、社會服務以及經濟發展等工作。

　　ＥＬＭ的名字是依Elisabeth Luce Moore命名的，這位女性在將近一百年前出生在中國，前二年才過逝，為什麼她會這麼健康，因為她都在ＮＧＯ領域工作，在坐有些人都見過她，她到九十歲都還在作瑜珈。

　　ＥＬＭ的名字是依Elisabeth Luce Moore命名的，這位女性在將近一百年前出生在中國，前二年才過逝，為什麼她會這麼健康，因為她都在ＮＧＯ領域工作，在座有些人曾見過她，她到九十歲都還在作瑜珈。這個ELM的program是特別要去發展幾個技能，第一個是NGO的管理、第二個是在他們從事領域的技能訓練，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建立資訊交流的網絡，讓美國與這個區域的女性工作者可以有這樣的資訊網絡，提供工作上更有效率的資源；這個計畫的前幾年，我們的資金是從Henry Luce基金會來的，Henry Luce 是Elisabeth Luce Moore 的哥哥，他也是在中國出生，回到美國後創立了「Time」時代雜誌。他們非常的慷慨，在我們早期的時候，一筆錢下來給我們八年的贙助，但慘的消息是，他們再也沒有錢給我們了。如果你有看過美國的股市，就會發現他們的股價已經不是很好了。

　　記得之前我曾提到基金會每年必須用掉百分之五資產的這件事，很慘的是，他們的資產縮小，就不需要再給錢，本來應該出去的基金就不會進入像我們這樣的單位；剛我講到的Henry Luce基金會，在八年的資助結束之前告訴我們，應該繼續尋求其它的資金支援，因為他們也想把資助轉向其它的方向。因此，在幾年前，我們就把募款的對象轉到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促進會聯合董事會，雖然他們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促進會，但是他們資助的泛圍非常廣泛，只要是在東亞地區，他們都會提出贙助，所以在過去四年，每一年他們都會贙助一名中國人員到美國來參加這個會議，在去年我們也在台灣尋求贙助機構，很高興我們尋找到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他們也提供一個贙助名額到台灣來，既然我們下個年度沒有辦法從Henry Luce基金會獲得任何的資金，所以我們在未來一年，在亞洲還有美國都要不斷接觸各個單位，想辦法得到贊助。所以，可以確定我這次來台灣不只是要和大家說說話，還要和很多的贙助單位尋求募款；這次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不但提供我們贙助，同時也不斷說服其他機構，對我們這個program提供贙助。我建議各位，千萬不要太依賴某一個基金會或某一個特定的贊助者。我離開台灣的下一站是香港，你知道我會在那裡幹什麼了。

　　現在我要談的是ＥＬＭ八年之後的長期和短期計劃。ＥＬM短期目標是要增強女性參與者所關注的議題及能力的加強，不管在任何領域都一樣，同時也要帶入更多新的觀念，面對更多挑戰；長期的目標，是要把所有參加過ＥＬＭ課程的學員建立起一個網絡，因為他們可以互相支援，形成一個資源及消息的網絡；現在我指的範圍，不只是台灣的十六個成員，或是亞洲的六十四個成員，而是包括美國幾百個ELM成員所遇到的NGO，都要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網絡。我們發現，在這個網絡建立起來之後，女性學員將漸漸有更多的管道參加國際會議，擷取更多國際資源，我們有更多新的ＮＧＯ會不斷的在這些衝擊中產生，當然我們也很欣慰的發現，我們參與ＥＬＭ program的女性都很願意把自己當成一個資源提供給其他女性，當然我們這個會議的產生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如何獲得別的資源，就是要敞開心胸，不斷地把問題丟出來大家互相交流，所以接下來的時間開放給大家，希望大家有問題能盡量提出。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宋順蓮提問：以美國NGO的實例中有百分之八十的經費是來自政府，但現在也在逐年下降中。在拿政府的錢做NGO的事情，你們的IDEA會不會被政府管理？這樣NGO原來的精神就會因政府的主導而失去它的意義? 所以請問你們是如何能同時兼顧？

　　我在這裡所講的百分之八十的政府資金，並不是來自政府同一個計劃的資金，它可能是從不同的計劃來的，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算是安全的，因為就算失去其中一項計劃，我們還有其它計劃的資金。所以，每年我們都要再審慎評估我們這些政府來的贙助，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很好的經驗。當我們面對問題時會思考，這個可能不太合我們的目標，我們可能就不會去申請政府贙助，其實我們從政府拿到最大的補助金是來自傅爾布萊特（Fullbright）這個計劃，這個計劃是全球性，五十年前這個計劃也是ＩＩＥ一同協助成立的，我們很多政府的計劃也都是循這種模式成立的。

　　當然如果我們與政府的立場不一致時，其實我們有很多管道，可以對政府施壓，如果那些計劃是需要改進的。像雷根總統當選的時候，曾想要取消某項計劃，在那時候我們向全球曾參與的學員發了很多信，請他們支援我們的計劃，因為他們都曾經在這計劃中受惠，當這些 Fullbright program學員從世界各地發信到國會之後，國會就公開發表認為，不應該取消Fullbright這項計劃。在這個經驗當中我學到，我們要讓政府了解到，非常多的計劃不是只屬於政府的，也是屬於所有曾參與這個計劃的人。現在在國會裡面，在討論要把我們所做的另一個計劃取消，我們也正在全力搶救中；之前我們想辦法寫信到全國大專院校告訴學生們，如果你們想要有資金贙助你們的大學或是讓學生到海外學習，你們最好寫信到國會去，現在他們果然改變主意，保留了這個計劃。

　　我剛講的，第一點就要讓政府知道計劃不是專屬於他們的，控制不是由他們來決定的，第二要是讓參與者了解他們是計劃的一部份，再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更多的資金來源，如我剛所提的，百分之八十的資金來自政府，但卻是有不同來源，而且現在來自政府的資金比例已降到百分之六十，意思不是錢縮水了，而是我們從其它更多地方找到資金。

　　IACT國際醫療行動協會秘書長張嬿娣提問：第一個問題是我很欣賞Peggy剛剛提到的NGO要有全球性的思考，因為ELM PROGRAM可以將婦女從香港、大陸及台灣一起聚集在美國，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討論一些有關和平的議題，因為我覺得雖然政治是非常醜陋的，但仍然是有需要去談政治或和平的議題。第二個問題是有關非營利組織專業化及理想化的問題，因為我們機構做的是有關醫療方面的人道援助，我們比較熟悉的是法國的一些團體如無疆界醫師，因為他們的理念就是讓很多專業的醫生護士志工到第三世界去服務，讓這些志工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文化，建立國際觀，但因為是志工所以也無法要求品質，或是達到專業的表現，且有些人是第一次接觸異文化, 甚至會做出一些對當地文化傷害的事情，針對這個部分您有何看法？

　　你的問題非常好但是也非常大，我現在儘快以最短的時間來回答。你剛剛所提到的希望二岸三地的女性能討論到和平或政治的議題，我相信他們彼此在晚上的枕邊談話會比我們預期來得更有效也更深入。其實我本身對這個議題並沒有辦法貢獻太多，因為這部分的討論通常是在晚上時二岸三地的婦女在私底下以中文的方式交換彼此的意見，這部分我並沒有辦法了解。我記得有一次有位成員提供一捲錄影帶給大家觀賞，那捲錄影帶在大陸是被禁止播放的，所以我很高興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讓二岸三地的婦女討論彼此存在在社會中的文化差異。當然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二岸三地的女性可以藉由這個計劃彼此認識、互相尊重甚至促成進一步的合作。我相信每個成員在彼此見面之前都對成員所屬的區域有些刻板的印象，但是在見面後的幾天內這些刻板印象便會被挑戰，並且被修正。所以在ELM的場合裡我們會發現剛開始同一個區域來的代表會站在一起，並且猶豫要不要跟其他區域來的代表交朋友，後來這個情況就會慢慢改變。因為在這些大陸地區來的女性見到美國當地的NGO成員後，就會發現美國才是跟他們不一樣文化的人，亞洲地區的女性相較於美國當地的成員還是與他們比較接近的。原本他們對大陸及香港地區的成員的想像是這些地區來的人只關心如何賺錢，但在將近一週的相處後，他們會發現不管是哪個地區來的人，針對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其實都面臨者同樣的問題。特別是大陸來的學員他們會從台灣已經發生過的NGO經驗學到相當多的東西，我相信這個也會在大陸引起一個發酵的效果。回到剛剛第一個問題，我相信他們之間是有很多可以私下討論的議題而且可以有更多成果出來。

　　針對第二個問題有關NGO管理的議題--如何權衡任用專業與義工，也是我們平常就在思考的問題，我們覺得是二者都要，當然你不會把他們混在一起；比如說，因為世界不同就有不同的組成份子，例如你要在南非的約翰尼斯堡抗議一個人權上的問題，你可能需要一萬人，你可以採用當地女性一萬人去做這樣的事，並不需要從世界銀行去請一個專家來，如果你想要上ＣＮＮ新聞頭條，更有效的方式是請當地人穿上鮮艷的衣服跳民族舞蹈，這絕對比一個穿西裝的人站在那裡有效多了。

　　當然，有些事情是需要專家來告訴我們哪些可以做，哪些有技術上的困難，我們需要專家的經驗，來協助解決環保的議題；就運動的第二階段來看，你需要更多的人，一個企業在沒有強大壓力下它不會去正視這些問題，你可能需要一群幼稚園學生出去疾呼「你要拯救鯨魚、你不要傷害我朋友的鳥之類的」；一個ＮＧＯ的組成成員應該要更清楚，專業人士當然也可以和義工一起工作，但是趨動他們工作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樣，不過專業和義工的職掌必需非常明確。

　　轉變的過程是很重要的，一個ＮＧＯ剛開始是由一大群義工組成的，但在轉變成更大更專業的機構時，你的組成份子會改變，專業人士要進入，你可能要有更多的課程，讓每個義工提昇素質。我們在這個工作坊中也有要討論到義工的議題，在座的各位是來自不同的組織，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跟義工相關的經驗，沒有什麼問題是不可以談的，我們就把他擺到桌面上來互相交流，我相信大家會有很多收穫。

　　美國其實有很多ＮＧＯ也正在被這樣的問題所困擾，因為剛開始組織有很多義工，義工覺的這個ＮＧＯ其實是他們支持才有辦法做起來的，而裡面專業人士則認為是他們把ＮＧＯ支持起來的，這樣的情況讓ＮＧＯ很困擾；以前我們也曾碰到這樣的問題，我們理事會裡頭有不少非常有錢的太太，她們喜歡開慈善晚會，希望可以幫我們的基金會募款，但募到的款項實在不多，其實現在在紐約開慈善晚會已經募不到什麼錢，那時候就產生了衝突，過程相當的痛苦；我們應該要讓每個人了解到，不管他的貢獻是大還是小，基金會都是以他們為榮，在這個轉變過程中需要相當多的溝通和協調。

　　嘉義人文關懷協會理事長黃淑惠提問：我有簡單的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剛剛Peggy提到，美國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家庭其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是用來捐款，聽到這樣的數據我有一點驚訝！就我們所知其實美國的稅金比台灣還高，竟然還可以提供百分之三十的年收入作為捐款，那這些家庭要如何生活？因為在我們的經驗中要跟民眾宣導我們的理念時，民眾的態度常常是「生吃都不夠了，哪能曬乾(台語)」，所以我很訝異美國人竟會捐出所得的百分之三十，真的是這樣的數字嗎？如何做到的？
第二個問題是美國有很多的NGO的成立是來自對政府的不信任，那我相信在台灣的人民大部分也是對政府不信任，那我們如何讓志工來信任我們的組織？願意來支持我們所做的事情？

　　針對第一個問題，我想我可能講得不清楚，在此重新澄清一下，應該是百分之八十九的家庭提供家庭所得的百分之三作為捐款。謝謝你的問題否則會讓大家造成混淆，我倒希望真的可以達到百分之三十，但是沒有那麼多。我們必須要注意到一點，因為美國的稅法比較特別，所以捐出去的錢可以抵稅的，我不知道台灣的情況是怎麼樣？有些國家是沒有抵稅的鼓勵，所以民眾也就不會捐款。但是我相信可抵稅的原因並不是大部分人捐款的理由，之前我提到大部分的美國人捐款是在星期天上教堂的時候，所以美國人捐款的原因有更多是因為道德上或宗教上的因素。

　　另外，要如何讓義工信任我們的ＮＧＯ，其實我相信這是個人管理上的問題，你可以針對個人讓他們更融入我們的ＮＧＯ，這並不是說要讓義工去參與決策，或做出決定，我們應該要讓義工更清楚ＮＧＯ的狀況，了解為什麼ＮＧＯ做出這個決定、我們現在的財務狀況如何。當然，有的義工加入ＮＧＯ會有這樣的情況，第一種是志願來參加；第二種可能是領導人非常具有魅力，讓義工圍繞在他身邊，不論如何，你要讓他們非常清楚ＮＧＯ的宗旨，然後讓他們全心全意投入ＮＧＯ，當然你也要感謝他們；以我們為例，每年都會舉辦感謝午餐，按照義工的服務年資給他們不同的大獎、感謝狀，最高級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別針，或是用顏色來區分，他們就會很有榮譽感。所以，我們現在也會請我們的執行長直接面對面的和義工討論我們機構未來的走向、可能會面對到的問題。

　　我們曾經有一個專門針對學生的諮詢室，有很多義工非常喜歡到諮詢室提供意見給需要的學生，但是因為實際上，學生習慣在家裡上網直接查詢他們需要的資料，所以我在考慮將諮詢室的預算轉到其他的業務後決定把它關起來，當時，我們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去跟義工溝通，讓他們了解、體諒我們的做法。

　　台南市二十一世紀都市發展協會總幹事藍美雅提問：請問在美國NGO內支薪的工作人員穩定度會不會很高，就我所知台灣的的流動率是比較高的。就我的觀察原因之一是台灣的志工的心態是「我們不領薪水我們犧牲奉獻，那領薪水的工作人員就應該要付出更多」，個人覺得這樣的想法對工作人員來說是雙重剝削，因為這邊環境並不是那麼的健全，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在美國的經驗是如何？

　　所以要維持工作人員專業的穩定度，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讓他們看到有學習的空間，也許你的機構很小，在職等上沒有辦法讓他們往上昇，但是要讓他們看到未來，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要讓他們有遠景；像有些機構在國際會議是由理事長或負責人自己去，但實際上你可以帶著年輕的工作人員一起去，即使不是在該工作人員的工作範圍內，你也可以給同仁一個專屬的計劃，由他來負責會使他們更有榮譽感；像我們在ＩＩＥ有許多不同的支會，就會儘可能讓同仁在不同的部門工作，學習不一定地區、不一樣的經驗，讓他有不同學習的機會；在ＩＩＥ，我們常有一些很年青的同仁進來，可是做了兩三年，就跳糟到其它機構，但這其實是一個好的現象，他把我的經驗帶到其它機構，有的STAFF在十幾二十年後回來，在我們機構做更高層的事情，就可以再把其它經驗帶進來。所以員工不一定要固定在某一個地方工作，其實他把我們的理論傳播出，只要是在同一個大的領域工作，就是一個傳播網絡。很重要的一點是，你要保持你人才流通的管道是通暢，而且源源不斷的有人才進來，通常我是建議，你的機構要有實習生的位置，可能是高中生或大學生的實習位置，因為他們可能就是未來會進到組織內工作的人才，你要備足這個人才，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昨天我與青輔會林主委也有非常有趣的討論就是在如何在年輕人當中教育如何提供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