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在這裡和大家做一個分享。我小時候，每個禮拜天，我的父親都帶我去爬山，我們家四個小孩，那個年代，爬山是蠻普遍的活動，我父親是個執著的人，不論春夏秋冬、晴雨寒雪，假日就去都去爬山；起初我們家的孩子很痛苦，覺的天氣這麼冷好不舒服，但回首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台灣的山脈、台灣的土地就好像陪我一起成長的朋友一樣，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的父親因緣際會的去擔任‘郭雨興’先生的醫生，他是一個日本留學回來的醫生。那個年代，郭雨興先生等於是黑五類的異議份子，所以他們家的人生病都不可敢隨便就醫，還好他們知道我的父母認同他的理想，所以敢給他看病，所以也提到一些當時媒體沒有報導的事情，事實上，原來我家認同黑五類，所以我的姪子？非常寂寞和孤單，他在學校裡面不太能和別人交朋友。
談到社會現象，當我慢慢長大之後，有一次我大學畢業之後，當時任職宜蘭省議員的林義雄需要一位秘書，因為我父親的關係很自然就認識陳菊，她推薦我去當秘書；那時候我覺的我單純是幫他做一個資料搜集的秘書，有一天他跟我說，「秋菫，要做民眾質詢」，我問：「民眾質詢包括什麼？」「警政、環保、民生相關議題」，我只對環保有興趣。我是台灣大學畢業的，所以就跑去台大研究生圖書館，把所有的資料都調出來，發現台灣土地問題比我想像的不知道嚴重幾千倍，從土壤、空氣、水、垃圾、人口等都是問題，那個年代，生態環境保育問題不太受重視，當時台灣經濟起飛，環境問題是不合時宜、搗蛋的問題，當時我想，政府不重視環保，法律也跟不上問題，民眾也不了解，政客問政影響，導致媒體不報導，當時我有個想法，現在想想蠻的很天真；我以為好好改善政治問題，環境問題就能跟著解決，然後台灣的民主越來越開放，但台灣的環境問題一直沒有改善。
後來我和一些老師、勞工朋友討論，發現要解決台灣的環境問題，在整個民主政治過程中，還是要有人衷心去推動改革；有一陣子我甚至傷心到，不想要聽到電視、不要看到報紙，這樣就可以不難過，但是那些東西是跑不掉的，那是生命裡頭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又乖乖回去做了。
等到1987年我搬回宜蘭，有一份小小的地方刊物叫做「噶瑪蘭雜誌」，噶瑪蘭是宜蘭的古地名，剛好那時候台塑王永慶先生要來宜蘭設「六輕」核電廠，在高雄有一輕、二輕；我們一開始並沒有這樣的反對，但是經過我們不斷的搜集資料、不斷的關心，加上旁人的輔助資料，發現宜蘭是最不適合設廠的地點。因為宜蘭是一個「畚箕型的地形」，被雪山山脈及中央山脈包圍，又面向太平洋，當東北季風一旦灌進來的時候，會很難擴散，所以我們後來發現宜蘭是最不適合設廠的地點。當時，整個反六輕的過程非常曲折，連在美國德州反對台塑六輕的朋友也請來了，經過長期的運動之後，終於把六輕請出去了。
我從一個投入民主政治的人，到全心投入環境保護運動，我發現那個時候，台灣社會的民主運動漸漸向上，不像以前這麼可怕，好像你只要參與政治改革就可能被抓，但那麼可怕氛圍下，參與的人卻越來越多；那時候我告訴自己，既然那麼多人在參與政治改革運動，我就放多一點心在環境保護運動；但是，我想大家在美國參訪時都有經驗，台灣環境問題那麼嚴重，空氣有問題、水也有問題，甚至覺的台灣是污染之島，台灣肝癌及人口的比例是世界第一，污染的問題嚴重到有個朋友告訴我，醫生跟他說住在台灣沒有免於得肝癌的恐懼，所以台灣有全世界最好的肝癌醫生，為什麼？因為他練習的對象實在太多了。
參訪中，印象最深的是到了美國舊金山東區，舊金山吊橋真的好美，是被都市包圍的一個海洋灣區，但是我發現那個地方的魚不能吃；當地環保官員告訴我們，這個地方污染太嚴重，周圍的工廠在灣區已經有九十幾年的歷史，廢水長期以來都排入這個灣區，所以舊金山市政府曾經做過一個摺頁的小冊子有不同的文字給岸上的難民，這個地方的魚釣起來不要吃，甚至建議大家不要在那裡游泳。那時候我覺的，美國的制度比我們好很多，政府對環保的法令也比台灣週全很多，但是污染問題也是很多；有時候會因為他們國家大，等到問題浮現時就已經很嚴重，但是因為台灣島小，洞見觀瞻，一個小問題就全國譁然，其實台灣也不像我們想的那麼淒慘，美國問題也很多。
我慶幸台灣的「小國寡民」，在參訪時，美國當地為我們安排了一個翻譯，這個女孩子考取了律師，也到事務所上班，她跑到台灣和北京學過中文，有一陣子欣賞毛澤東革命的理想，她回到美國去，有了自由左派的思想，她告訴我們「她蠻羨慕台灣人的」，美國因為太大，喊破喉嚨也沒有人理你，好像你把一個一千斤重的石頭丟到海裡也沒有什麼效果，但是如果你在台灣把一百斤重的石頭丟到海裡，就會激起一波漣漪；原來台灣這麼好，發生什麼事，第二天就會引起熱烈回應；那個時候我就覺的，活在台灣好像也不錯。
我去美國的時候，事實上已經做到有點筋疲力盡，雖然有點成果，那給我從不同的角度回頭來看這片土地，給我心境非常大的轉換；他們也安排了我們去參觀資源回收做的不錯的地方，譬如我們在紐約街頭，好像有金粉做的閃光，原來紐約市政府把玻璃回收，壓的粉碎，在美國早就發現這一招，為什麼在台灣資源回收做的這樣痛苦；然後我也拍了很多照片回來，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觸，美國的土地比我們大多少，但以土地和人口的比例來看，台灣的人口密度真的嚇死人，但人甘願在做資源回收，台灣就更沒有本錢不做。
洛杉磯市政府用六國文字印床單，各種種族都有，有中文、日文、西班文、法文、英文等，然後交給餐廳要做有機垃圾回收；那時候台灣沒有人在做，要不就認為一定會做失敗，台灣是把有機垃圾與一般垃圾混在一起再分開，回來後我思考，如果美國做的比我們多的多都還有沙漠，為什麼人家都那麼甘願，而且還在環保單位下設了有機廢棄物回收單位，已經成立了一年多，過程中安排承辦的小組和我對談時，我覺的非常感動，到現在在台灣，我還沒有聽說過有設有機廢棄物回收的單位，包括宜蘭縣政府也一樣；各位，台灣的環保局單位你要他多做一件事，他就說沒有錢；事實上，我看到美國的ＮＰＯ一直推動的環保決策，其中也是經過很漫長的過程，我們去拜訪時他們知道我一直在推動反六輕，所以也安排我與一些對抗美國灣區石化工廠的環保人士會晤，環保組織說：「嗯，台灣不簡單，在台灣竟然能把台塑趕走」，在美國灣區，要與石化工廠對抗非常的困難，所以一樣做環保運動，他們的情況也是焦頭爛額。
不過，有一點我比較感動的是，他們給付比我們少，所以民間對他們的認知累積比較深，比如說：他們募款的情況比較好，專職人員比我們多；像我在宜蘭從環境保護聯盟到現在，都只有一個專職人員就很了不起，結果到了美國，他們有一個專職人員在負責募款，真的是讓我嘆為觀止。
當年我們去的時候，電腦和網路還沒那麼普遍，我看到一本比電話薄還厚的本子，他們有人專門在做資料收集的工作，把全美國基金會的資料都搜集起來，然後這個基金會他準備補助誰也都有出處，所以如果我是環保的就挑基金會有補助環保的，藝文的就選基金會有補助藝文的，這個在我印象中真的是非常深刻。
去年我遇到一九九六年和我一起去開會的朋友，那時候大陸有比較開放，我們談到法輪功的問題，到底法輪功是怎麼回事，他說：「這就是一種中央心理虛弱的政府」，看到民間組織的力量結合，非把它打斷不可，非把它講成妖魔鬼怪不可；它已經有一種直覺反省，更有趣的是，我遇到做西藏保護區的西藏人，他說在西藏有一種毛牛，毛一條可以賣到台幣幾萬元，他的保護巡邏隊在雪地裡凍傷，他說到流眼淚，我對他印象非常深刻；還有另外一個年輕女性的環境保護工作者，晚上睡覺時的她呼吸的空氣在棉被上結成霜，工作非常的辛苦。
當你覺的很寂寞，很艱難時，沒什麼好埋怨的，要歡喜甘願做；我們許諾要去照顧這些樹；這麼長久以來，我一直覺的，對自己的定位，很多人看我是一個縣長的太太，一個政治人物，但我看我自己是一個社會運動工作者，我知道，我的身份裡，環境問題牽涉到政治；我知道，如果這個環境問題牽涉到選票衝突，我會選擇做環境。慢慢去知道你的優先順序，當你面對抉擇時，就會發現你生命的優先順序在哪裡；我首先會選一些學校演講，不要自欺欺人；現在我推動環保，那些千年檜木，是我對樹的允諾，我絕對不要讓太平山的人繼續傷害這些樹，我去過太平山，那些樹已經被砍到只剩下幾顆東倒西歪，當年看不到的檜木，現在留著做森林遊樂區的暫緩地，我帶著我的小孩去到哪裡，只有一個感覺－就是悔恨，我為什麼讓我在有生之年，讓這樣的事繼續發生，那時候我以為全台灣的原始檜木林都被砍光了，我就一直對自己講，我對不起我的孩子，我們再也看不到老天爺為我們種的原始千年的台灣原生特有種的檜木，所以當我知道棲蘭山還有最後一片檜木林時，我就覺的我一定要做點什麼事把它保護下來，因為不想再看到這樣的悔恨重新發生，也不想我的女兒面對我曾經面對過的心情。
我去過阿里山，也是被砍到只剩下樹靈碑，日本人砍樹砍到手軟，所以立了樹的靈魂叫做「樹靈碑」，樹靈碑的附近還留有幾顆樹，我站樹靈碑前面，覺的他們在顫慄、在發抖，因為他們曾經眼睜睜看著，和他們矗立一起的兄弟姐妹一顆一顆被砍倒，我跟樹許諾我絕對不會再讓這樣的事發生。這是我對我自己、對樹的許諾，我知道現在做還的及的時候，我一定要做。
只要這個國家公園可以成立，只要退輔會再也不砍樹，如果我們不成立國家公園的話，很難阻止退輔會繼續砍那些樹，如果只是成立生態保護區，還是交由原來單位去管理，那麼還是回到退輔會手中。現在每一顆檜木的市價都市上百萬元，當年大量砍伐的時候，我們還要拜託日本人買，日本就大量買去把它浸在水裡，只要維持溼度，不要一下乾一下溼檜木就可以放很久，現在想起來真的是扼腕、痛心疾首。
至於原住民問題，我希望在場如果有人有與原住民溝通的經驗，也可以給我們一些指導；我從來沒有遇到這麼難以溝通的對象，比如我們去到部落，上一任的鄉長叫大家不要來見他，我還去拜託內政部的官員要上山說明，大家知道，我們台灣成立國家公園從來沒有官員親自去和部落溝通說明的，結果官員上山說明，鄉長才請大家來聽，然後鄉長又對外說我們都沒有與他們好好溝通，我們是「鴨罷」、我們欺騙他們、甚至是強暴他們；我覺的我們是做一件好事，所以不想吵架相罵，但那個鄉長卻扭曲我們，當地的鄉民聽到我們的說明後，居然站起來說：「鄉長都叫我們不要來聽，不過我們覺的要反對也要知道反對什麼，所以跑來聽」。
昨天在四季村，現任的鄉長要辦一個說明會，內政部的人也來了，包括縣長也來了，但只要內政部的人講話違背他的意思，他就開罵；事實上，我們已經儘量用他們的語言和他們溝通了，現任鄉長他了解生態是可以成為一個產業，因為大部份的人，有的人還靠狩獵為生，他們還沒有建立生態可以成為觀光產業的觀念，他們只是擔心國家公園成立之後沒有辦法狩獵；我們原住民的官員和原住民的知識份子溝通過，原住民要反省本身的狩獵文化是什麼，精神在哪裡？以前用竹子、樹枝做陷阱打獵，用陷阱把動物打的皮綻肉裂；過去要狩獵是公開的活動，但這樣說話是傷感情，原住民朋友是不是要好好反省，本身對於野生動物的管理難道只有把它打來吃嗎？
像南非的國家公園，別人是去看他們的野生動物，但是有的人聽的懂，有的人聽不懂；原住民朋友大部份對國家公園法律問題的環環相扣不是那麼了解，認為我們要成立國家公園就要解決原住民所有的問題；我們花了好大的力量，終於講到有一部份的人了解，這個國家公園不能解決原住民所有的問題，但是他可以在國家公園法之下做一些突破，如果原住民可以向台灣主流社會証明，原住民是真正森林的守護者，或許原住民可以成立自治區，獲得大家的支持。
當年，退輔會在砍樹時，太平山、日本人各一半，我們砍一半，原住民沒有人站出來講一句話，真的沒有，包括現在站出來大聲疾呼反對國家公園的人也沒有，他們破壞的是祖先留給他們的家園，他們卻悶不吭聲，現在我們要保護他們的家園，卻都跳起來慷慨激昂，這裡面有非常複雜的問題，不只是不信任的問題而已。
我真心問我自己，這個國家公園就和過去舊制度的絕對不一樣，它可以是以原住民生態保育文化為主的國家公園，我甚至請國家公園的原住民來告訴他們；問題是，原住民朋友不一定會懂。保護原住民，和原住民共存、共容、共享的國家公園是超出經驗範圍之外的，所以他總覺我們在騙他們，一直說到他們懂。過程實在非常的辛苦，我覺的我們打了一場辛苦的戰。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夢幻騎士」，我大學時在台大的學生活動中心看到淚流不止，那是為了去達到你的夢想，而去打倒你認為不可能打倒的敵人；到現在一路走來，以前以為不可能成功的現在成功了，我們把它顯示出來。就像現在的馬告國家公園，從當年政府下令退輔會不能砍樹，但政府不願意成立國家公園，到現在公告的五萬三仟公頃。
我們最後剩下二個關卡，一個是成立籌備處，第二個是正式成立管理處，現在法律程序已經完成百分七十，唯一要做的那是就是立法委員，他們在立法院把籌備處和管理處的預算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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